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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记·礼书

作者: 佚名

  太史公曰:洋洋美德乎!宰制万物,役使群众,岂人力也哉?余至大行礼官,观三代损益,乃知缘人情而制礼,依人性而作仪,其所由来尚矣。

  人道经纬万端,规矩无所不贯,诱进以仁义,束缚以刑罚,故德厚者位尊,禄重者宠荣,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。人体安驾乘,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;目好五色,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;耳乐钟磬,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;口甘五味,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;情好珍善,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。故大路越席,皮弁布裳,硃弦洞越,大羹玄酒,所以防其淫侈,救其彫敝。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,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,事有宜適,物有节文。仲尼曰:“禘自既灌而往者,吾不欲观之矣。”

  周衰,礼废乐坏,大小相逾,管仲之家,兼备三归。循法守正者见侮於世,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。自子夏,门人之高弟也,犹云“出见纷华盛丽而说,入闻夫子之道而乐,二者心战,未能自决”,而况中庸以下,渐渍於失教,被服於成俗乎?孔子曰“必也正名”,於卫所居不合。仲尼没後,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,或適齐、楚,或入河海,岂不痛哉!

  至秦有天下,悉内六国礼仪,采择其善,虽不合圣制,其尊君抑臣,朝廷济济,依古以来。至于高祖,光有四海,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,大抵皆袭秦故。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,少所变改。孝文即位,有司议欲定仪礼,孝文好道家之学,以为繁礼饰貌,无益於治,躬化谓何耳,故罢去之。孝景时,御史大夫晁错明於世务刑名,数干谏孝景曰:“诸侯籓辅,臣子一例,古今之制也。今大国专治异政,不禀京师,恐不可传後。”孝景用其计,而六国畔逆,以错首名,天子诛错以解难。事在袁盎语中。是後官者养交安禄而已,莫敢复议。

  今上即位,招致儒术之士,令共定仪,十馀年不就。或言古者太平,万民和喜,瑞应辨至,乃采风俗,定制作。上闻之,制诏御史曰:“盖受命而王,各有所由兴,殊路而同归,谓因民而作,追俗为制也。议者咸称太古,百姓何望?汉亦一家之事,典法不传,谓子孙何?化隆者闳博,治浅者褊狭,可不勉与!”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,易服色,封太山,定宗庙百官之仪,以为典常,垂之於後云。

  礼由人起。人生有欲,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,忿而无度量则争,争则乱。先王恶其乱,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,给人之求,使欲不穷於物,物不屈於欲,二者相待而长,是礼之所起也。故礼者养也。稻粱五味,所以养口也;椒兰芬茝,所以养鼻也;钟鼓管弦,所以养耳也;刻镂文章,所以养目也;疏房床笫几席,所以养体也:故礼者养也。

  君子既得其养,又好其辨也。所谓辨者,贵贱有等,长少有差,贫富轻重皆有称也。故天子大路越席,所以养体也;侧载臭茝,所以养鼻也;前有错衡,所以养目也;和鸾之声,步中武象,骤中韶濩,所以养耳也;龙旂九斿,所以养信也;寝兕持虎,鲛韅弥龙,所以养威也。故大路之马,必信至教顺,然后乘之,所以养安也。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。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,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,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。

  人苟生之为见,若者必死;苟利之为见,若者必害;怠惰之为安,若者必危;情胜之为安,若者必灭。故圣人一之於礼义,则两得之矣;一之於情性,则两失之矣。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,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。是儒墨之分。

  治辨之极也,彊固之本也,威行之道也,功名之总也。王公由之,所以一天下,臣诸侯也;弗由之,所以捐社稷也。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,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,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。由其道则行,不由其道则废。楚人鲛革犀兕,所以为甲,坚如金石;宛之钜铁施,钻如蜂虿,轻利剽,卒如熛风。然而兵殆於垂涉,唐昧死焉;庄蹻起,楚分而为四参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?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。汝颍以为险,江汉以为池,阻之以邓林,缘之以方城。然而秦师至鄢郢,举若振槁。是岂无固塞险阻哉?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。纣剖比干,囚箕子,为砲格,刑杀无辜,时臣下懔然,莫必其命。然而周师至,而令不行乎下,不能用其民。是岂令不严,刑不鷟哉?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。

  古者之兵,戈矛弓矢而已,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。城郭不集,沟池不掘,固塞不树,机变不张,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,无他故焉,明道而均分之,时使而诚爱之,则下应之如景响。有不由命者,然後俟之以刑,则民知罪矣。故刑一人而天下服。罪人不尤其上,知罪之在己也。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,无他故焉,由其道故也。故由其道则行,不由其道则废。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,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。传曰“威厉而不试,刑措而不用”。

  天地者,生之本也;先祖者,类之本也;君师者,治之本也。无天地恶生?无先祖恶出?无君师恶治?三者偏亡,则无安人。故礼,上事天,下事地,尊先祖而隆君师,是礼之三本也。

  故王者天太祖,诸侯不敢怀,大夫士有常宗,所以辨贵贱。贵贱治,得之本也。郊畴乎天子,社至乎诸侯,函及士大夫,所以辨尊者事尊,卑者事卑,宜钜者钜,宜小者小。故有天下者事七世,有一国者事五世,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,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,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,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,积薄者流泽狭也。

  大飨上玄尊,俎上腥鱼,先大羹,贵食饮之本也。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,食先黍稷而饭稻粱,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,贵本而亲用也。贵本之谓文,亲用之谓理,两者合而成文,以归太一,是谓大隆。故尊之上玄尊也,俎之上腥鱼也,豆之先大羹,一也。利爵弗啐也,成事俎弗尝也,三侑之弗食也,大昏之未废齐也,大庙之未内尸也,始绝之未小敛,一也。大路之素幬也,郊之麻絻,丧服之先散麻,一也。三年哭之不反也,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,县一钟尚拊膈,硃弦而通越,一也。

  凡礼始乎脱,成乎文,终乎税。故至备,情文俱尽;其次,情文代胜;其下,复情以归太一。天地以合,日月以明,四时以序,星辰以行,江河以流,万物以昌,好恶以节,喜怒以当。以为下则顺,以为上则明。

  太史公曰:至矣哉!立隆以为极,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。本末相顺,终始相应,至文有以辨,至察有以说。天下从之者治,不从者乱;从之者安,不从者危。小人不能则也。

  礼之貌诚深矣,坚白同异之察,入焉而弱。其貌诚大矣,擅作典制褊陋之说,入焉而望。其貌诚高矣,暴慢恣睢,轻俗以为高之属,入焉而队。故绳诚陈,则不可欺以曲直;衡诚县,则不可欺以轻重;规矩诚错,则不可欺以方员;君子审礼,则不可欺以诈伪。故绳者,直之至也;衡者,平之至也;规矩者,方员之至也;礼者,人道之极也。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,谓之无方之民;法礼足礼,谓之有方之士。礼之中,能思索,谓之能虑;能虑勿易,谓之能固。能虑能固,加好之焉,圣矣。天者,高之极也;地者,下之极也;日月者,明之极也;无穷者,广大之极也;圣人者,道之极也。

  以财物为用,以贵贱为文,以多少为异,以隆杀为要。文貌繁,情欲省,礼之隆也;文貌省,情欲繁,礼之杀也;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,并行而杂,礼之中流也。君子上致其隆,下尽其杀,而中处其中。步骤驰骋广骛不外,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。人域是域,士君子也。外是,民也。於是中焉,房皇周浃,曲得其次序,圣人也。故厚者,礼之积也;大者,礼之广也;高者,礼之隆也;明者,礼之尽也。

  礼因人心,非从天下。合诚饰貌,救弊兴雅。以制黎甿,以事宗社。情文可重,丰杀难假。仲尼坐树,孙通蕝野。圣人作教,罔不由者。

相关翻译

史记礼书译文

  太史公说:"礼的品格、功能,实在博大众多而又盛美啊!它主宰万物、驱策群品,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?我曾到大行礼官那里,研究夏、商、周三代礼制的演变,才知道,按照人情制定礼,依据人性制定仪,是由来已久的事了。

  做人的道理,千条万条,无不贯穿一条基本准则,就是诱导人们,使知仁义,并以刑罚相约束。所以,德厚之人,地位尊显贵重;俸禄多的享受荣耀恩宠,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,整齐人心。人的身体乘车马感到舒适,就以金饰车,又雕镂车衡,镶金错银,加上繁琐的装饰;眼睛爱看五彩美色,就设计了黼黻文章等花纹,使外表形态更美好;人耳乐闻钟磬等动听的声音,就调谐各种乐器以激荡人心;人口喜欢吃美味食物,就烹调出嘉肴异馔,或酸或咸,各尽其美;人情喜爱珍贵善美的物事,就以美玉制成圭璧,又加琢磨,以顺人意。这样下去,如何得了?于是,又制造了大路越席、皮弁布裳、朱弦洞越、大羹玄酒等,防止过分奢侈,挽救衰败。所以,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贱秩序,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的等级,事事皆有适宜之度,物物文饰皆有节制。孔子说:"禘祭自灌以后,次序颠倒,我不愿再看了。"

  周朝衰落后,礼制废弃,乐制破坏,大小不按等级,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。世上遵法律、守正道的人受侮辱,奢侈逾制的人名显身荣。

  上自子夏这样的孔门高弟,犹且说:"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而欢喜,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而欢喜,二者常在心中斗争,不能决定取舍"。更何况中材以下的人,长期处在失于教导的习俗、环境中了?孔子论卫国政治说:"必先正其名分。"但在卫国终于无法做到。孔子死后,受业门人沉沦星散,有的到了齐、楚,有的遁入河北、海内。岂不令人痛惜!

  至秦统一天下,全部收罗六国礼仪制度,择其善者而用之,虽与先圣先贤的制度不合,却也尊君抑臣,使朝廷威仪,庄严肃穆,与古代相同。到汉高祖光复四海,拥有天下,儒者叔孙通增损秦制,制定了汉代制度。主体却是沿袭秦制,上自天子称号,下至僚佐和宫殿、官名,都很少变更。孝文帝即位后,政府有关部门建议,要重定礼仪制度,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,以为繁琐 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,无益于天下治乱,没有采纳。孝景帝时期,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,深通刑名之学,屡屡建议说:"诸侯是天子的屏藩、辅佐,与臣子相同,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如今却是诸侯大国专治其境,与朝廷政令不同,诸事又不向京城禀报,此事断然不可持续下去,流毒后世。"孝景帝采纳他的计策,削弱诸侯,导致了六国叛乱,首以诛晁错为名,天子不得己,杀晁错以解时局的危难。此事详载于《袁盎列传》中。自此以后,为官者但务结交诸侯、安享俸禄而已,无人敢再复倡此议。

  今上(汉武帝)即位后,招纳罗致通儒学的人才,命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,搞了十余年,不能成功。有人说:古时天下太平,万民和乐欢喜,感应上天,降 下各种祥瑞征兆,才能够采择风俗,制定制度。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。皇帝向御史下诏书道:"历朝受天命而为王,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,却是殊途而同归,即因民心而起,随民俗确定制度。如今议者都厚古而薄今,百姓还有何指望?汉朝也是一家帝王,典法制度不能流传,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?治化隆盛的对后世影响也自博大闳深,治化浅的影响就偏窄狭小,怎可不自勉励!"于是,以"太初"为元年改定历法,变易服色,封祭泰山,制定宗庙、百官礼仪,作为不变的制度,流传后世。

  礼是由人产生的,人生而有欲望,欲望达不到则不能没有怨愤,愤而不止就要争斗,争斗就生祸乱。古代帝王厌恶祸乱,才制定礼仪来滋养人的欲望,满足人的需求,使欲望不致因物不足而受抑制,物也不致因欲望太大而枯竭,物、欲二者相得而长,这样礼就产生了。所以,礼就是养的意思。稻梁等五 味是养人之口的;椒、兰、芬芳的芷草,是养人之鼻的;钟、鼓及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人之耳的;雕刻花纹是养人眼目的;宽敞的房屋以及床箦几席,是养人身体的。所以说礼就是养的意思。

 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,又愿受到"辨"的限制。所谓辨,就是辨别贵贱使有等级,长少使有差别,贫富轻重都能得到相称的待遇。因此,天子以大路越席保养身体;身旁放着香草,用来养鼻;前面的车衡经过嵌错装饰,用来养目;车动时,鸾铃叮,节奏缓和如《武》、《象》二舞的乐曲,急骤如《韶》、《濩》舞曲,是用来养耳的;龙旗下,九旒低垂,是用来养信用的。战阵上,以兕牛皮为席,车上手握处,雕成虎文,用鲛鱼皮蒙马腹,雕龙文饰车轭,是用来养威的。驾驭大路的马,之所以必须调教顺驯,才能乘坐,是为了养安。谁能知道,士人出生入死,邀立名节,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?谁能知道,轻财好施,挥金如土,是为了养护钱财?谁知谦恭辞让、循循多礼,是为了养护平安?谁知道知书达礼,温文儒雅,是可以安养性情的?

 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,如此必死;一意苟且图利,如此必受害;安于懈怠、懒惰的必危,固执情性的必亡。因此,圣人一概处之以礼义,就能获生避死、近利远害、居安离危,事事得两全其美了。反之,若一概任情尽性,就会两者齐失。而儒者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,墨家学说使人两皆有失,这是儒墨两家的分别。

  礼是治世辨惑的极点,强国固家的根本,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,事功名位的总表现。王公奉行它,可以统一天下,臣服诸侯;不奉行就会捐弃社稷,破家亡国。所以,坚韧的甲胄、犀利的兵器,不足以获得胜利,高大的城墙、宽深的沟池,不足以为险固,严酷的号令、繁苛的刑罚,不足以增加威严。按礼办事,就事事成功,不按礼办事,就诸事皆废。楚人以鲛鱼革,犀牛、兕牛皮为衣甲,坚韧如同金石;又有宛城制造的大铁矛,钻刺时犀利如锋虿之尾;军队轻利飘速,士卒像疾风骤雨般迅捷。然而,兵败于垂涉,将军唐昧战死;庄蹻起兵,楚国分而为四。这能说是由于没有坚甲利兵吗?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。楚国以汝水、颖水为险阻,以岷江、汉水为沟池,以邓林与中原相阻隔,以方城山为边境。然而,秦国军队直攻到鄢郢,一路如摧枯拉朽。怎能 说是因它无险可守呢?是统驭的方法不对啊。殷纣王剖比干之心,囚禁箕子,造炮烙刑具,杀害无罪之人,当时臣民懔然畏惧,生死不保。周朝军队一到,纣王命令无人奉行,百姓不为所用,怎能说是号令不严、刑罚不峻呢?是统领的方法不对头啊。

  古时的兵器,不过戈、矛、弓矢罢了,然而,不待使用敌国已窘迫屈服。城郊百姓不须聚集起来守城,城外也不须挖掘防守用的沟池,不须建立坚固的阨塞要地,不用兵机谋略,而国家平安,不畏外敌,坚固异常。没有其他原因,只不过是懂得礼义之道,对百姓分财能均,役使有时,并且推诚相爱。所以,百姓听命,如影附形,如响附声。间有不服从命令的,以刑罚处治他,老 百姓也就知罪了。所以,一人受刑,天下皆服。犯罪的人对上级无怨无尤,知道是自己罪有应得。因而,刑罚简省而威令推行无阻。没有其他原因,按礼义之道办事罢了。所以,遵行礼义之道,万事能行;不遵此道,诸事皆废。古时帝尧治理天下,杀一人、刑二人而天下大治,书传说是"威虽猛厉而不使,刑罚厝置而不用。"

  天地是生命的本原,先祖是宗族种类的本原,君主与业师是国家治理、安定的本原。无天地那里会有生命?无先祖你如何能来到这个世上?无君主和业师,国家怎能得到治理?三者缺一,则无人能安。所以,礼上奉事天,下奉事地,尊敬先祖而隆遇恩师,是礼的三项根本问题。

  所以,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,诸侯不敢怀想,大夫、士也各有常宗,不敢祭先祖,以此来区别贵贱。贵贱有别,就得到礼的根本了。只有天子有郊天、祭太祖的权力,自立社以祭地则至于诸侯,下及士大夫各有定制,以此表现尊者奉事尊者、卑者奉事卑者,应大则大,应小则小的原则。所以,统治天下的奉事七世宗庙,有二乘采地的奉事二世宗庙,待耕而食的人不得立宗庙,以此来表现积德厚的,恩泽流布广,德薄的流布狭的原则。

  大祭祀飨神,樽酒崇尚玄酒,俎实崇尚腥鱼,羹以大羹为先,是饮食贵本原的意思。飨神虽崇尚玄酒,饮用的却是薄酒;食尚黍稷,所饭还要加稻粱;祭尸先上大羹,饱腹的却是各种肴核杂饍,这是贵本亲用的意思。贵本是形式,所以叫做文;亲用符合实际,所以叫做理。两者相合还是文。只有再加入礼的初始状态那种质朴性,才算有文有质,达到礼最隆盛完美的阶段了,称为大隆。因此,樽酒尚玄酒,俎实尚腥鱼,羹尚大羹,道理是一样的。祭祀时,佐食不啐酒,一饮而尽;卒哭之祭有献无酢,参加祭祀的人除尸之外,不尝俎实;祝与佐食劝尸用饭,因礼成于三,三劝之后,礼数已成,尸停止用饭,虽再劝侑,亦不再食。以上三事道理相同,都是表示礼好其辨、有节制、贵本原的意思。大婚时祭神以前,祭祀时迎尸入太庙以前,丧礼从始绝气到小敛之间,礼的性质相同,都保留了原始的质朴性。天子大路用素色帷盖,郊祭时服麻布冕,丧服最重散麻带,道理相同,都是礼尚质不尚文的意思。斩衰(读如崔)之丧,哭声哀痛,不重形式;《清庙》这首祭歌,一人唱,三人叹和,情致殷殷,溢于歌辞之外;乐钟在架,却有时悬而不击,拊击钟架以为节拍;大瑟练丝制成朱红色弦,音质清越,却于瑟底穿孔,使声音重浊,道理也都相同,是重情不重声,亦重本原的意思。

  凡礼都始于简略疏脱,加上文彩,才算完成,文彩又不可过盛,终须加以取舍,以合实用。所以,完备之极的礼,是情文并茂的;次一等的是文胜于情,或者情胜于文,二者具其一;最下等的违背情性,混混噩噩,有如同无,回复到了太一原始的状态。完备的礼能使天地合谐,日月光明,四时有秩序,星辰运行,江河流动,万物昌盛,好恶有所节制,喜怒无不适当。在下位者则顺从,处上位者则贤明。

  太史公说:完美极了!树立隆盛完备的礼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,天下无人能有所增损。它情文相符,首尾呼应,富于文彩而不繁缛、有节制,明察秋毫而不苛细、使人心悦服。天下遵从就能得到治理,否则就生祸乱;遵从者得安定,不从则危亡。平民百姓靠自身是不能守礼的。

  礼的本身实在深奥啊,"坚白同异"理论的辨析入微,与它相比,就会丧败破灭。礼本身实在太博大了,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,及狭隘、浅陋的理论,与它相比,就会自愧渺小,望尘莫及。礼本身太高尚了,那些粗暴、傲慢、放纵、浅露而又轻俗自高之徒,与之相比,就会自坠形象,显露出浮薄来。所以说,绳墨既设,则不能以曲直相欺;秤锤已悬,则不能以轻重相欺;圆规和角尺摆在那里了,就不能以方圆相欺;君子精审于礼,人们就不能以狡诈虚伪相欺。因为,绳墨是直的标准;秤锤是轻重的标准;圆规和角尺是方圆的标准;礼则是人道的标准。但是,不守礼法的人不值得待之以礼,称为不守法术之民;守礼者才配以礼相待,称为守法术之士。能得礼之中道,不偏不倚,又能事事思索,不违情理,叫做能虑;能虑而又不变易礼法,叫做能固。能虑能固,加上对礼的无比喜好,就是圣人了。天是高的极点,地是低下的极点,日月是明亮的极点,无究是广大的极点,圣人则是礼义之道的极点。

  礼以应用财物为表现形式,以区别贵贱为文彩,以多少表示等级的差异,以繁简为要领。文彩繁多而人情淡薄的,是过盛的礼;文彩不足而人情浓厚的,是简易之礼;文彩和人情互为表里,揉合适中,才是礼的中流。君子能上得过盛之礼的文彩,下得简易之礼的人情,中不离中流之礼那样的文情适中,缓急左右不失于礼。所以说,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,不偏激。能严格以礼义的范畴作为行动范畴的,是士君子。此外的是平民百姓。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,既不象士君子那样拘泥,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礼范,而是能徘徊周旋,随事曲直而变化,总不失礼之次序的,便是圣人。所以,圣人道德深厚,是多行礼义,积累所致;恢弘博大,是礼义拓广的结果;道德高尚,是礼义隆盛 原因;心智聪明,是事事尽礼的缘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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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记礼书解析

  “书”是司马迁创行的史体之一。《索隐》说:“书者,五经六籍总名也”;《正义》说:“五经六籍,咸谓之书”。其实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八书之书,与五经六籍之书完全不同。后者是名词;前者是动词,为书写之书,是记录的意思。班氏《汉书》改称为志,志、誌,古代通用,也是记录的意思。本来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都是记录,惟因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,故以不同名目区别之:史以帝王为中心,名为本纪;人物为传纪,名列传;诸侯以世袭,名世家;大事系以年月,列成表格,名之为表;余无所属,便径以书名之。

  书体的由来,多数人承认是司马迁独创,同时又以为,虽曰独创,必有所本。于是有人以为仿自《礼经》(如刘知几《史通·书志篇》),有人以为原于《尔雅》(如郑樵《通志序》),或以为昉自《吕览》、《淮南子》诸子书(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亳州志掌故例义》)等。今人程金造撰《史记管窥》另标新说,以为是由《尚书》扩充而成。理由之一是“左史纪言,右史纪事”,事为《春秋》,言为《尚书》,史家只此二事。太史公撰史事绍发《春秋》,八书自当是仿于《尚书》了。之二是《尚书》与八书都名为书,内容又有相仿佛处,如《禹贡》之于《河渠书》,《尧典》之于《天官书》等。其实都是敷会。《尚书》是上古档案,非独纪言;八书之中,如《封禅》、《河渠》等篇亦非纪言,可见与纪言、纪事无关。至于说《尧典》与《天官书》形似,《禹贡》与《河渠书》形似,更是郢书燕说、鲁鱼亥豕之谈了。史以纪事,事关人物及其言论、行动者,司马迁分别以本纪、列传、表、世家贯穿之,此外不能及者,按类分篇,以书名之。若从按类分篇看,与诸子书颇相似,但内容绝不能侔;若从内容与《礼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尔雅》有相似处看,其轻重,繁简、体例又绝不相同。

  因而,只能说史之有书体,创自司马迁,仅此而已。与之形似者虽多,都不能说是八书的原形。

  八书的内容清人赵翼说是“以纪朝章国典”,这是历代定论。仔细推敲,似不尽然。八书中的礼、乐、律、天官四篇主要内容都不是纪朝章国典。有人说,前三篇系后人所补,非太史公原著,不足凭据。亦有可疑,以《礼书》论,皆知是后人以《荀子》文补之,两相对照便知,《史记》多有增删改易处,大多虽仅一字二字,必中肯棨,若非太史公所为,世间更那有如此手笔?《历书》一篇,太史公是太初改历的主持人之一,所载又偏偏缺少太初历法(书中的《历术甲子篇》后人以为系褚先生所补),实在令人不解。由此似可认为八书中的礼、乐、律、天官四篇是学术专论,系司马迁杂取时论而为之。其余四篇旨在指责汉代,特别是汉武帝时代的政事,如《封禅书》专论武帝之淫祀;《河渠书》讥武帝屡信浅陋之言,工程劳而无功;《平准书》责武帝无故兴兵开边,财用不给,于是刻民侵商,致国困民贫。惟武帝太初改历为一代盛事,《历书》于太初历法又缺而不书。当时便以《史记》为谤书,大约主要由于这些缘故。自《汉书》改书体为志,专记朝章国典,虽是受《史记》启发,却不是司马迁创立书体的本意。

  八书之一是《礼书》。专门探讨有关礼的若干理论。礼,就是维系世间万物等级、秩序的规定或制度。司马迁列为八书之首,反映了他对社会等级、秩序重要性的认识。本篇以“礼由人起”为界,分为二部分,以前为序录,简述礼的特征、功能和沿革。以下是详说,是删截《荀子》“礼论”、“议兵”二篇文字而成。又可分为七个层次:序论二,详说五。前二个自然段为第一层,论“沿人情而制礼”。“沿人情”的意思包括“顺人情”、“节人欲”二个方面。第三、四、五自然段为第二层,述礼制沿革。第六、七、八自然段载自“礼论”,是第三层,内容是第一层的深化,惟把“顺人情”概括为“养”人情,“节人欲”概括为“礼之辨”。进而指出后者是儒、墨两家理论的分界线,即认为墨家主张“一之于情性”,儒者则主张人欲按等级加以节制。第四层包括九、十两个自然段,是“议兵”篇中文字,内容是以实例证明礼的重要性。以下至篇末均出自“礼论”,其中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自然段为第五层,论礼的另一特征是“贵本亲用”。先述“礼有三本”:天地、先祖和君师。次以实例说明辨尊卑大小是“贵本”的具体表现。末述“贵本亲用”是礼的最高形式。第十四自然段为第六层,是以上内容的综述。余为第七层,是太史公评语(也是载取“礼论”中文字而成),重申了礼的重要性,提出“礼为人道之极”、礼贵适中的观点。

  对此篇出处有三说:一如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,认为“是褚先生取荀卿礼论兼为之”;二如日·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卷二十三所说,自“礼由人起”(第六自然段)以下为后人妄增,但未必便是褚少孙;三如清·郭嵩涛《史记札记》卷三所说:第一部分为“太史公草创之文”,不是定本;第二部分取荀子书以足之,“史公于此,有深意焉”。意思是“礼书”出自太史公,但非完书。今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,“正义”说:“史记至元成间十篇有录无书,而褚少孙补《景》、《武纪》、《将相年表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律书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蒯成侯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册列传》。《日者》、《龟册》言词最卑陋,非太史公之本意也”。其中说“元成间十篇己有录无书,不知所本。”至于是否褚先生所补,则大有斟酌余地。其中以有“褚先生曰”字样,可确认为褚先生补书者只有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册》三篇。此外《礼》、《乐》二书系取他书文字而成者,《律》书各段文字不相连属,这三篇仅略有补缀痕迹,实难断言是褚先生手笔。盖缘史无足征,则取他书以成之,是古人著书通例,不独《史记》为然。像《汉书》整篇抄录《史记》,医书《灵》、《素》多有同文,农书更是互相传抄。《史记》“礼书”皆知录自《荀子》“礼论”,但又与《大戴礼》“礼三本”篇雷同,可见《荀子》、《大戴礼》亦相抄录,实不足由此撼作者。另《太史公自序》说:“维三代之礼,所损益各殊务,然要以近性情,通王道,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,略协古今之变。作《礼书》第一”。由前述段略大义,《礼书》虽录自《荀子》,通篇内容既不悖太史公初衷,且由略到详,层次分明,自成一严密整体,抄录时已经过匠心斧斫,故谓系太史公自补亦未尝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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